中國式家長令孩子失去了什么

　　耶魯法學院教授的育兒經

　　1971年，父親接到去加利福尼亞大學任教的聘書，于是，我們全家打點行裝來到美國西部城市伯克利。在那里，父親留長發，穿著帶有“和平”印記的夾克衫。后來，他對收集葡萄酒產生了濃厚的興趣，并建造了一個能容納上千瓶葡萄酒的酒窖。在他因自己的混沌理論而成為國際知名學者時，我們開始在世界各地旅行。我的高中二年級先后在英國的倫敦、德國的慕尼黑和瑞士的洛桑就讀。在父親的帶領下，我們甚至把足跡留在了遙遠的北極。

　　然而，我父親仍然是個中國式的家長。

　　到了該選擇并申請大學的時候，他堅持讓我就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（當時我已經被這所大學錄取），并且要住在家里。這就是說，我要面對一種全然沒有校園生活的學習這樣的選擇令我極其痛苦。我開始違抗父命，一如當年他對家庭的反叛。我偽造他的簽字，悄悄地申請了我聽人們談及的一所位于東海岸的學校。當我公開自己的秘密行動，告訴父親我已被哈佛大學錄取時，他的反應真令我大跌眼鏡從大發雷霆逐漸轉變成為女兒驕傲，他折騰了整整一宿。

　　盡管在女兒離家時會有一絲淡淡的哀傷在他心里揮之不去，但父親后來享受到了很多的自豪時刻我從哈佛法學院畢業；他的二女兒美夏懷揣畢業證書走出耶魯大學和耶魯法學院；而他最開心的，是他的三女兒美文也上了哈佛大學，并在那兒拿到了碩士和博士學位。

　　美國改變著生活在那里的人們。

　　我4歲的時候，父親曾經對我說過“你將來嫁人一定要嫁給華裔。嫁給非華裔男人？哼，只要我還在喘氣兒，就絕對沒門兒！”但是最后，我卻嫁給了杰德，一個有著猶太血統的美國人。如今，我的丈夫和父親居然成為了最好的朋友。

　　在我很小的時候，我父母對殘疾人并無特別的同情心。即便是在今天，許多亞洲人也將身患殘疾看做是令人羞愧之事。因此，在我最小的妹妹美音帶著唐氏綜合征的先天殘疾來到這個世界時，母親經常為可憐的小女兒傷心落淚，一些親戚也勸我們趕快把她送到菲律賓的慈善機構去。可母親并沒有這樣做，她拜訪了對殘疾人進行特殊教育的老師，聯絡了不少擁有殘疾孩子的父母。很快，她就開始不厭其煩地花費大量的時間，和美音一起玩拼圖，并教她畫畫。當美音該上小學的時候，母親就教她讀書，和她一起練習乘法口訣。如今，美音已在國際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游泳項目上先后奪得過兩枚金牌。

　　擔心數千年燦爛的華夏文明在我這里不能得以延續，對沒有嫁給中國人我似乎有那么一點點惋惜。但對我來說，更多的是對美國給我們提供的自由天地和機會心懷深深的感激。我的女兒生活在美國已不再有異國他鄉之感（我有時候還會有），而對我來說，那絲淡淡的鄉愁并不是一種負擔，而更像是一種殊榮。

　　我最大的恐懼是家族的沒落。中國有一句魔咒般的俗語“富不過三代。”如果有人對兩代人的成就進行一項縱向的調查研究，我確信，他們會在那些最近50年來以大學畢業生或技術工人的身份幸運地來到美國的中國移民中，發現一種共同的生存模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