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晉諾獎得主中年患癌 用四十年逆襲拯救全人類

據諾貝爾官網，當地時間10月2日，“202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”獲獎名單揭曉。瑞典斯德哥爾摩卡羅林斯卡學院（Karolinska Institute）的諾貝爾大會宣布，將該獎項授予美國科學家卡塔琳·考里科（Katalin Karikó）和德魯·韋斯曼（Drew Weissman），因為他們發現了核苷酸基修飾，從而開發出有效的mRNA疫苗。他們將共享1100萬瑞典克朗獎金（約合732萬元人民幣）。

諾貝爾獎委員會表示，今年的獲獎者通過他們的突破性發現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對 mRNA 如何與免疫系統相互作用的理解。在現代人類健康面臨的最大威脅之一期間，它們為疫苗的前所未有的開發速度做出了貢獻。

卡塔琳的父親是只有一萬人口小鎮（匈牙利小鎮小新薩拉什）上的一名屠夫。從小，卡塔琳就看著父親工作，研究著屠刀下生物的構造，她對生物學的興趣，也自此開始。

27年后，卡塔琳獲得了她的博士學位。但好景不長，因為研究經費缺乏，她不得不另尋出路。由于美國有更多研究機會和經費，因此起心念動懷抱美國夢。

1985年，她獲得賓夕法尼亞州費城天普大學（Temple University）博士后研究機會的邀請之后，卡塔琳與丈夫及兩歲的女兒來到美國費城，在坦普爾大學做博士后。

四年后，一個偶然的機會，她前往賓夕法尼亞大學，擔任“研究助理教授”，雖然掛著助理教授的名，卻無晉升通路。能在實驗室留多久，完全要看科研經費是否充足。

此時基因治療的概念開始興起。人們認為如果我們能夠糾正體內那些導致疾病的基因突變，那么多種遺傳疾病都會迎刃而解。而修正這些基因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直搗黃龍，通過DNA來實現。但卡塔琳不這么認為，在博士期間研究利用mRNA治療病毒感染的她，認為負責將DNA信號轉化為蛋白質的mRNA更有潛力。

卡塔琳整個職業生涯一直專注于研究信使核糖核酸（mRNA），即向細胞的蛋白質生成機制傳遞脫氧核糖核酸（DNA）指令的基因腳本。她認定mRNA可以用來指示細胞生成藥物，包括疫苗。不過在很多年里，她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工作一直岌岌可危。她從一個實驗室轉到另一個實驗室，靠一位又一位資深科學家把她納入團隊。她的年收入從未超過6萬美元。

當時，卡塔琳和另一名科學家Barnathan教授，在一間逼仄的實驗室，研究著不被人看好的mRNA領域。

但命運隨即給她開了一個玩笑。不久，Barnathan教授離開了學校，前往生物技術公司任職，他沒有帶走卡塔琳。擺在她面前的只有兩條路，要么找到一個實驗室掛靠，要么自己申請到科研經費。卡塔琳不擅長申請經費，mRNA技術在當時也未臻成熟。

曾與她共事過一名同事曾短暫遞出了救命稻草。他向神經外科系的主任推薦了卡塔琳，為她謀得了一席之地。這支新的團隊嘗試用mRNA技術指導血管合成能擴張血管的分子，但多輪實驗均以失敗告終。再后來，同事自己，乃至神經外科系的主任都離開了學校。卡塔琳再次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。

這是她人生中的至暗時刻。1995年她經歷人生低潮，在賓大被降職，她從研究助理教授被降職為高級研究人員。她得了癌癥，而自己的丈夫卻因為簽證原因被困在了匈牙利。而她曾為之付出無數心血的mRNA技術，也走進了死胡同。

1997年，還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為了自己理想奮斗的卡塔琳正想復印一份文獻。卻與同樣要使用復印機的免疫學大佬德魯·韋斯曼（Drew Weissman） 相遇。

韋斯曼畢業于波士頓大學，后在美國國家過敏及傳染性疾病研究所工作，師從著名傳染病科學家Anthony Fauci博士。

卡塔琳回憶說：“我是RNA科學家，我可以用mRNA造出一切。”

韋斯曼告訴她，他想研制出預防艾滋病的疫苗。

卡塔琳說：“是的，我能辦到。”

對mRNA技術的共同興趣，讓兩人一拍即合，成為科研上的長期搭檔。德魯·韋斯曼很快發現，這位級別很低的學者，對mRNA療法的看法與他不謀而合，兩人隨即開始了合作。

在經歷數年的漫長研究后，卡塔琳和德魯·韋斯曼終于發現，通過核酸的甲基化，能夠有效避免免疫識別受體對mRNA的響應，并極大程度地降低了mRNA帶來的副作用。這項研究于2005 年發表在Immunity上，也直接讓mRNA療法的應用成為可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