職業侵占生活正成為生活之殤

　　職業侵占生活，正在成為我們的生活之殤。這是轉型期社會的集體癥狀，不分性別，不分階層，工作第一、生活第二，作為職場潛規則被規定下來。我們之中的每一位，幾乎都在經歷著這一切。身邊也不乏讓我們震撼的見證。我們為什么允許職業如此侵占我們的生活？

　　那一天，在辦公室，肖菲突然聽到羅佳說：“我覺得自己沒有了生活。”這句話讓她一震，驚起一層雞皮疙瘩。肖菲絕沒想到，好強、不服輸、總是干勁十足的羅佳會說出這句話。而這分感受，竟與自己如此相同。

　　這相同是由每天中午永遠不定點吃就的午飯、晚上做不完的方案以及在京滬之間打著“飛的”當天往返之類的節奏構成的。這相同也是由她們的角色決定的，她們都是公司的業務骨干。誰也不知道為什么，每天都有無以計數的事情等著做。

　　“你看公司里的小姑娘，天天有時間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，下班后不是上那兒去玩就是去這兒吃。我的生活里還剩下些什么？！”聚會，推掉。電影、書籍，擱置。年假，作廢。而在每一個24小時里，減掉不充分的睡眠，減掉給孩子和家人所盡的少得不能再少的義務，余下時間就只有工作。這幾近無邊的責任與付出，最終積累成一種情緒：不快樂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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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都是“都市苦命人”

　　越來越多的人，感受到這樣的不快樂！他們戲謔地稱自己為“都市苦命人”。這苦命包括：貸款買了大房子沒時間享受；辦了健身卡沒時間鍛煉；忍著身體的不適沒時間上醫院；有漂亮的整體廚柜卻大部分時間在餐館里胡吃海塞些油膩膩的飯菜。工作像大霧一樣彌漫在我們的生活中，稍無警覺，就變成了全部。具體可見的是時間的缺失，隱形的卻是另外一些東西。

　　35歲的鄧妍，剛剛拿下一單漂亮的銷售定單，同事們都對她側目相看。但這興奮，和此前長達3個月的焦慮相比，極其短暫。“有多少次，我都陷在徹底的絕望里，帶著一定要放棄的念頭上床，又在第二天起床時，再給自己打一口氣。但我付出的是什么呢？”鄧妍付出的，甚至無法與他人道出。那是鏡子里失去女性潤澤的臉；是一個人拖著疲憊的雙腿打開黑暗房間時的寂寞；是每天早起匆匆喝完中藥出發、晚上再喝完中藥上床的機械。

　　“我懷疑自己的生活。這是無趣、枯燥、沒有溫度的生活。”鄧妍甚至認為，那些掙到的錢，在無人分享快樂或痛苦的狀態里，毫無意義。心理學認為，人最深層、最重要的情感訴求就是親密關系，沒有它，工作取得再高的成就，也無法讓自己真正踏實、安定下來。遺憾的是，“我想建立親密關系，但太麻煩了。”它甚至比在職場上的競技還難。為了逃避這無法面對的孤獨，為了自我價值感的滿足，我們像上癮一樣，愈發將更多的精力投注在職場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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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不被接受的“空”和“閑”

　　“中國夫婦兩人都得上班，所以他們沒有時間做飯。當晚上他們筋疲力盡回家時，在倒在床上睡覺前最高效的做飯方式就是加熱速凍餃子。”英國《泰晤士報》在報道投資者對速凍食品行業充滿興趣時如是說。

　　這黑色幽默，表達的正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現實。在如此高速的經濟發展中，每個人都認同一件事：不拼命，就被拋棄。但正是如此，職業不僅侵犯著我們的生活，更侵犯著我們的生命。這樣說并非危言聳聽。

　　比這個說法更殘酷的是一樁樁被稱作“過勞死”的命案，以及一個個沒有被稱作“過勞死”卻被病魔奪走生命的年輕人。年初，我們已經看到34歲就告別世間的時尚雜志編輯、博客名人原曉娟。

　　現在，湖南衛視的汪涵，這個因幽默而受人喜愛的主持人，消失在大家視野里近兩個多月，又出現了。他因為過度勞累，得了肝病(是不是肝硬化？未承認)。一個累成這樣的人，卻還在為躲不過去的公眾期待、看似不可或缺、很有意義的工作而拼命。他的行為，和那時術后休養中還堅持寫博客、接受各種采訪的原曉娟有什么區別？

　　身體已經不得不用停下、不配合的方式給我們警告了，為什么我們依然認為，“閑”和“空”的狀態，是那么的不能接受、沒有價值感？是誰把這樣的觀念凌駕于生命之上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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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們慢慢認同這一切

　　奧修說，生命最完滿的存在，是做我們自己。可惜的是，由于對職業所代表的社會價值的高度認同，我們甚至不知道今天的自己，所行所言所擁有的性格，有多少還是出于自己的本性。

　　當公司高管4年，鄭成嘉在最疲憊、最不愉快的時候，常會不自覺地回想沒做領導時的自己。她曾是那么自由爽快，愛玩，愛亂開玩笑，敢于仗義執言，最恨逢場作戲。而現在，規則，不，也許是教訓，讓她日益收斂起真實的自己，甚至從著裝上，都能看得出來，休閑、風格化的著裝幾乎不再穿了，一律由清一色深灰、墨藍的刻板職業裝構成——而這曾是她最恨的。為了維護領導的尊嚴，為了錯綜復雜的關系，為了一再要求提高的業績，她變得越來越不苛言笑。甚至在與先生的關系里，她也不自覺地運用著說一不二的強勢風格。不僅是先生，連她都覺得，眼前的這個女強人不是她自己。

　　身在其位，當職業角色作如是要求的時候，我們必須盡快學會接受。但如果對接受沒有警覺，不畫一道界線，這些要求就會侵占我們的內心。“當我們對職業要求過度認同，會把職業的價值觀內化到自身，因而波及日常生活中的關系。”中國研究職業枯竭的心理學家許燕教授說，這對關系的傷害可能是無可挽回的——而我們每個人，其實都需要從這些對我們至關重要的關系里獲得支持和能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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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不敢面對的自己

　　據說，“學校”一詞，源自希臘語“閑暇”。這意味著，閑暇和求知不可避免地聯系在一起。一個過度忙碌的人，不僅沒有時間求知，滋養心靈，他／她甚至也無法和自己待在一起。這也許就是忙碌的真實意圖：他／她不想和自己待在一起。為什么呢？

　　“現在，我心里老有一種聲音，總有一天，我一定把眼前的生活徹底放棄，我恨死了每天有這么多人，員工、投資方，還有我爸我媽，整天對我充滿期待的樣子。”張婧狠狠地說著這些話。她早先做銷售，在圈內聲名鵲起，現在做了個代理公司。

　　在做公司的階段，她一如既往地相信，人與人之間只有互相滿足，才有價值，才能推進事業。于是，滿足別人的愿望，成了她最強的動力。在一次讓人憤怒的官司之后，她從焦頭爛額的忙碌中停了下來，一個人跑到柬埔寨靜靜地想這一切。她突然發現，她內心里有個小孩，從來沒被好好地疼愛過，一直被責任、要求和期望壓著，連哭泣的聲音都被壓住了。“我其實根本不敢聽‘她’的聲音。因為從小到大，我就籠罩在父親的苛責里，另一邊是母親柔弱但深厚的期望。我就覺得向父親證明自己，不讓母親失望是我必須做的。否則，自己確實像我爸說的那么差，也不配得到母親的愛。”張婧說。

　　成長先是